生男孩子的秘诀？李玫瑾培养男孩的秘诀

滋贺秀三所谓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实际上不是一种感觉，而是指一个人在依据情理评估假想对手们之可能有的反证时所进行的思考。

将刑罚的功能分为八种，即1.剥夺功能，2.改造功能，3.感化功能，4.威慑功能，5.鉴别功能，6.补偿功能，7.安抚功能，8.鼓励功能。管制是限制犯罪人身体自由的刑罚，它将犯罪人置于公安机关的管束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使服刑人不易重新犯罪。

根据部分统计资料，犯罪人的文化程度一般都偏低，有些甚至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又可分为两点：(1)社会的适合。将刑罚的功能分为对犯罪人的功能、对社会的功能与对被害人的功能三类，然后再加细分。或称威吓功能，即刑罚以其具有剥夺权益的强制力使人畏惧而不敢犯罪。"⑧近代学派代表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力倡目的刑主义，他将犯罪人分为机会犯罪人与习惯犯罪人，后者又分为改善可能者和改善不能者，主张对改善可能者可处以自由刑，让其参加劳动，逐渐习惯于正常生活，以至改造成为普通人而复归社会。

三分法首先将刑罚的功能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然后再具体论述刑罚的各种功能，以简驭繁，比较科学。②牧野英一《日本刑法》，有斐阁1939年第64版，第576-577页。因此，社科法学所关注的治理表现出现代性的鲜明特征。

[29]也就是说，社科法学所希望培养的法学院学生，要能够借助实证的、经验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想象力来理解真 实世界中法律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联，从而超越单向度的法律人思维，用更为全面的视角和更为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理解和分析具体的法律问题，得出在现实中后果更为可欲的解决方案。[4]虽然从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看不同的研究存在诸多差异，因而不会形成统一的政治立场和具体结论，但是总体上社科法学还 是表现出注重地方性知识，因而也高度重视中国问题这一共同特点。社科法学对治理的重视，从普遍意义上注意到法律作为治理术的一部分同其他治理术合作发挥作用。注 释： [1][4]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第17页。

[34] 对法学教育的认识同 对法治实践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对法学教育的改造是为了改造实践，而对实践的改造也为改造教育提供了基础。[18]从法教义学的立场出 发，现实中的法律实践应该严格依照形式理性化法治的要求展开，而不应与其他治理权力交织在一起。

[17]参见赵晓力：《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评苏力送法卜乡》，《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反之，如果以法教义学的理想模式为主，那么法官就应当是法律人在职业市场上的首要选择，法学教育自然也就围绕培养法官能力而展开。[22]又如，刑法教义学对风险刑法理论的批评，所强调的也是坚持刑法的基 本结构与方法来解决新形势下的问题，而不是因为风险社会这一现代性问题就随意改造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因此，本文主要从对于法治实践的回应与 指引这一角度看待社科法学。

与此同时，法教义学也持续产生着学术影响。法教义学所希望达成的更为形式理性化的法律体系，有必要借助于社科法学的进路加以调试，运用社会科学手段来充实和修正法教义学的框架。随着社会科学越来越能够认知社会中那些微妙或隐秘的因果联系，国家借助于其所提供的丰富的信息和知识，也就可以对社会中的人、物与行为实施更为精确的控制，这就是治理术。最后，社科法学将法学教育的目标设定为培养法律人/政治家，注意培养法律人以多元的社会科学 视角从法律之外理解法律问题的能力，并以此引导法律人在职业市场中的选择。

这些法律部门早已形成，解决的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经过长期发展，自身的基 本框架都已经颇为稳定，因此，所要强调的是保持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坚持在现行实在法秩序的范围内现实问题的有解性，在现有的基本框架内依照法教义学方 法的正确适用来提供对具体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而非随意地改变法律或者增加新的法规。[15]参见[德]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33]以培养法官能力 为目标，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反过来，如果是进一步强化治理，那么政府部门在职业市场上将更有吸引力，对社科法学教育的需求也会加强。

[10]基于这样的目标，法教义学尤为强调法律作为一个体系的内在一致性与逻辑的严密性。基于此，本文将通过认知法律实践的基本立场、指引法律实践的运作形式、承载法律实践的法学教育与职业市场这三个方面，具体展开对实践视角下的社科法学的描述，并在同法教义学的对照中使其更为明晰。对于精英法学院毕业生而言，如果他们更愿意选择发改委、商务部、证监会之类机构而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那就是不可能仅靠课堂上的说教来引导他们去投入那种培养理想法官的教育中的。[13]参见陈景辉：《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力法论批判》，《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而与社科法学的治理论相对，法教义学更会对于法律实践的运作采取一种法治论的态度。[1]法教义学也同样如此，追求的不是概念游戏，而是通过完善法律的适用而促进社会的治理。

[27] 无论是放在全体法学院学生的教育之中，还是放在精英法学院的教育之中，社科法学的教育目标都是要让法学院的学生开阔理解社会问题的视界和熟练运用分析的工具，从而能够从法律视角之外看待问题。从这三方面的实践看，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虽然存在竞争但是也还有诸多合作的可能性，因为社会的变迁在面对选择时不像扳动火车道岔一样必须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呈现出多元化融合。

以本土资源论为代表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带动一系列主要围绕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所展开的研究。但是，正是由于这样的实践意义，也使得学术竞争无法完全摆脱政治话语的纠结，学术的分歧往往会被纳入保守或者激 进甚至是左与右的语境中，从而影响到学术竞争的正常开展。

[9][11][20]参见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拥有这种多元视角的法律人，既能够更好应对职业市场的竞争，又能够全方位地服务 于法治社会建设，解决社会中的复杂问题。

社科法学习惯于随时根据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来变动规章乃至法律，在实践中创设新的法律部门，或是改造传统的法律部门，从而使治理更为灵活。社科法学的训练，正是为了使法学院毕业生能够更好地应对职业市场的多样化需求。[9]其目标是通过这样的研究，以体系化的推理，为面对争议事实的法官提供多个法律 规则的选择机制，从而实现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因此，社科法学对法学院学生的培养所面向的主要职业市场不仅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而是扩展到更大范围，参与到多元化社会治理的各方面组织，如立法与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其他各类公共政策的设计与执行机构。

[35]如果没有社科法学进路下的分析，那么这个法律体系就难以自我建成。例如，针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法律的改革、规制机构的组织和人员改革与 经济方面的公共政策改革被交织在一起，我们很难从中单独分离出属于法律的内容，而推动这些改革的也不是从法律规范展开的分析，而是从经济学和政治学层面进 行的考量。

社科法学也并非反法治和解构法治的，而是强调法治的复杂性，因此同样具有建构的作用。[19]另一方面，面对疑难案件，应当坚持从法教义学出发获得解答，而非考虑司法机关的治理功能，应当重视一般化的规则之治，而非特殊个案中的纠纷解决。

桑本谦：《钓角执法与后钓角时代的执法困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研究》，《中外法学》2011午第1期。在法律实践的核心领域，法官和检察官需要有法律人/政治家的思维，如此才能做出更好地回应现实中的社会需求的判断，更为实用主义地在具体案件的解 决过程中实现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而律师也需要以这样的思维来更好地把握当事人利益的实现方式，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双方关于法学教育的理想有着不同的认识，但都分享法学教育应当与法律实践紧密联系这一共识，致力于培养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法律人。反观法教义学，其在对地方性知识的态度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这并不是只在 面临重大事件与历史的关键时刻才会用到的屠龙术，而是贯彻在整个现实社会当中，即使那些跋涉于法治的边陲的最基层法律人，也仍然有可能实践这样的要求。在这些情境中，国家权力并不以某种特定结构清晰地展现出来，而是多元地弥散到社会之中，以多重的权力形式相互合作， 共同对社会形成技术化的治理。

总之，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竞争与合作从总体上说有益于法治实践。在这样的过程中，法律本身不依赖于外部环境而存在，从而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这些都不是法学院能够硬性规定的。较之于在新领域通过灵活多变的立法所实施的治理，法治的疆域更集中在内陆的核心区域。

[36]See 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G. Roth and C. Wittich ed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 217一223. (本文原发于《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 进入专题： 法教义学 社科法学 法律实践 法学教育 。[12]参见焦宝乾：《法教义学的观念及其演变》，《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